垃圾分类是“污染防治”还是“循环经济”？

“垃圾分类不等于垃圾分类投放”。自上海去年掀起一波“垃圾分类投放”的浪潮后，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，“垃圾分类”进入了深水区。近期，笔者与行业部门、龙头企业、业内专家进行了学习交流，与垃圾分类投资“风口”相比，面对垃圾分类的“风声”业内更加清醒。智能垃圾分类究其原因，垃圾分类远不止“分类投放”那么简单，业界须正视垃圾分类的系统性、艰巨性，坚持垃圾分类规则的正确方向。

一、垃圾分类目的在于污染防治

垃圾分类“强制”掀起前浪后，似乎20年的垃圾分类探索成为后浪。经过“罚款”、“督导”、“教育”等行政类措施，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后怎么办，湿垃圾如何处置、消纳？投放督导和处置消纳的成本谁来承担？垃圾分类是为了推动“循环经济”吗？

诚如业内专家所言，日本厨余利用得益于经济的高度发达、农产品高附加值、农业的工业化，咱们尚不具备消纳居民分类投放后的厨余“循环利用”基础，垃圾分类不是为了“循环经济”。而且，日本家庭也在尝试利用厨余垃圾粉碎器粉碎冲走。

新修订的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》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单列整篇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属于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”的重要内容，《固废法》开宗明义，立法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。

二、垃圾分类不等于垃圾分类投放

新修订的《固废法》明确了居民端产生生活垃圾的三项义务：垃圾减量、分类投放、计量缴费。当前，垃圾分类投放似乎把“垃圾减量、计量缴费”整成了“后浪”，“分类投放”成为一只急行军的“前浪”。殊不知，对于污染防治，“垃圾减量、计量缴费”才是真正的“前浪”，也真正有利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正确实施。

如果“垃圾分类等同于分类投放”，其社会和经济负担必然加大。据公开数据，德国正确实施垃圾分类三项义务后，其生活垃圾在居民分类投放（以桶计量）、收运处置费用约600元/吨上下，这些费用由居民负担；而我们“分类投放”采用“定时定点定人”的督导服务成本高达400元/吨左右，整个生活垃圾分类链条成本达1000元/吨。显然，急行军的分类投放“前浪”在没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必然成为戛然而止的“后浪”。

如果“垃圾分类等同于分类投放”，智能垃圾分类必然陷入“只循环不经济”的怪圈当中。如媒体报道，“分类投放”后，上海湿垃圾今年5月分出量创历史新高，达9796吨/日，居民分出来的湿垃圾越来越多。那么，越分越多的湿垃圾“路在何方”？熙熙攘攘的背后，殊不知，这些成本基本由财政全额负担，尤其疫情之下，更是给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

近日，国办印发了《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13号），将土壤污染防治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、化学品污染防治、地下水污染防治以及其他地方性大气和水污染防治，确认为地方财政事权，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，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。为此，垃圾分类的费用要靠“正确实施垃圾分类三项义务”的系统机制来解决，由居民负担成为必然选择，从而倒逼垃圾减量，不能寄希望于地方财政支出。

三、正确分类并非垃圾分类的关键

新修订的《固废法》强调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，至于是否正确，这个并没有统一、固定的标准。该法授权设区的地方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，垃圾分类按照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因地制宜、简便易行的原则。

其次，对于垃圾分类投放的差异，《固废法》在计量收费上强调，应当根据本地实际，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，体现分类计价、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。地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了“混合垃圾多付费、分类垃圾少付费”的原则。

因此，不能苛刻居民“正确分类投放”，垃圾分类规则是一种污染防治和倒逼措施，不论“行政罚款”的刚性措施还是“计量缴费”的柔性手段，其目的服务于防治污染的需要，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，引领居民低碳绿色生活，并非强调“循环经济”。

综上，垃圾分类核心在于做“减法”，并非一味强调“分类投放”和“循环经济”。地方政府、行业企业需要正确理解《固废法》规定的垃圾分类“三项义务”，才能从“只循环不经济”的分类投放怪圈中走出来，才能使垃圾分类真正成为“前浪”，才能推动居民绿色低碳生活，促进社会经济绿色发展。